在中华大地上，有一所古老的学府，从宋初开始办学，延续至今，是一所名副其实的千年学府。这所学府经一代代书生苦心经营，使它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人才的摇篮、学术思想文化创新的基地。
在中华民族遭受苦难之际，这里走出了谭嗣同、陈天华、黄兴、蔡锷，倡导最前沿的思想文化，推动社会变革；当国家发生“天崩地解”式的剧变关头，这里站出了毛泽东、蔡和森、邓中夏、李达等,传播马克思主义，成为民族和国家的栋梁.
这就是世所罕见的岳麓书院。
岳麓书院的历史源流
据历史文献记载，唐末五代智璇等两个和尚，推崇儒者之道，割地建屋，购书办学，形成了一个学校的雏形。北宋开宝九年（976年），潭州太守朱洞正式将它扩建为书院，于是岳麓书院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高等学府。咸平二年（999年），潭州太守李允则重新扩建书院，使岳麓书院得到进一步的发展。咸平四年（1001年），他上奏朝廷为岳麓书院修广舍宇，并请得了国子监的典籍。李允则的扩建，标志着岳麓书院讲学、藏书、供祀三个组成部分的规模已经形成，同时包括学田设置的开始，从而奠定了书院的基本格局。
北宋大中祥符五年（1012年），周式任岳麓书院山长。周式办学成绩卓著，闻名天下，大中祥符八年受到了宋真宗的召见，赐给其内府书籍，并书“岳麓书院”匾额。北宋后期，岳麓书院被纳入“潭州三学”的教育体制之中，成为“三学”中的最高学府。
南宋书院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，就是理学思潮和书院制度的密切结合。理学家们利用书院作为自己的学术基地和教育基地，使书院得以蓬勃发展。南宋乾道元年（1165年），刘珙任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开始修复岳麓书院。修成后由和朱熹、吕祖谦齐名的张栻主持书院教事。当时湖湘士子闻风而动，纷纷来此研习理学，形成了一个学术主旨接近、且有一定规模的湖湘学派。成为湖湘学派的基地后，它的办学规模、成就和影响均进一步扩大，并发展到了全盛时期。
元明时期，岳麓书院教育还有进一步发展，规制更加完备。到了清朝，中国书院已经历经演变，进入了普及化时期。清初，岳麓书院更多地得到官方的支持。因此，书院的院舍建设、经费收支、管理体制等方面都有进一步发展完善。
直至“废书院、兴学堂、废学堂、兴学校”的时代变革来临之前，岳麓书院一直都是学界精英的荟萃之所。
传统教育理念的凝聚
几百年来，书院人才辈出，经久不衰，绝非偶然。无论立院之根，处世之本，还是讲学之道，育人之术，书院都有它的伟大和神奇之处。
岳麓书院的精神坐标和价值体系，受唐时湖南老乡周敦颐影响甚大。正所谓“吾道南来，原是濂溪正脉，大江东去，无非湘江余波”。周敦颐主张在学术思想上要有自己的特色和主张，一是强调以性为宇宙本体，从人性、物性中寻求万物所共同的性；二是重践履，倡经世务实学风，反对离开实用空说性命；三是不偏一说，主张融汇众家之长。这一切，都为岳麓书院扎下健康而茁壮的文化根系，以后的枝繁叶茂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。
学院繁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学院善于找到与理想与现实，特别是与统治者妥协的平衡点。在保持相对学术独立性的同时，又积极寻求官方的认可和鼓励，这实在是一个聪明的做法。学院在理性地认可现实统治的基础上，很明智地把持着办学的自由和学术的方向。于是，历代统治者多有褒奖，学者也终有了一个相对言论自由的学术平台。
岳麓书院另一个伟大之处便是“会讲”制度。所谓会讲是岳麓书院的一种学术活动，不同学术观点的学派在或大或小的范围里进行探讨和论辩，学生也可旁听，既推动了学术又推动了教学。这样自由、开明的学术氛围，在中国文化史上并不多见。
纵观中国文化史，这样的书院真是“独此一家”，它集天道、地脉、人缘、文气于一体，树人无数，兴盛千年，这是中国文化的幸事，也是湖南人的幸事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恰是因为这座书院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力量，湖南的“兴邦人杰”才会如此密集、这般茂盛。（资料源自新华每日电讯，标题系编者所加）